1976年1月8日，一代伟人周恩来与世长辞。周总理去世之后，西花厅的工作人员负责对其生前的物品进行整理，但是由于周总理生前将自己的很多物品赠送给了别人，最终西花厅中剩下的具有纪念意义的物品并不多。

　　为了对一些具有特殊意义的物品进行珍藏保存，以此纪念周总理，中央有关部门开始想方设法找回那些早年间被赠送出去的物品。而当他们来到周总理的侄子家中寻找一件送给他的中山装时，对方却一脸茫然，仿佛根本不知道这件衣服的存在。这是怎么回事？

　　周总理和周尔鎏虽然有着叔侄关系，但是二人并非从一开始就非常亲厚。俗话说一表三千里，这对叔侄在血缘上的关系不算亲近，周总理的父亲与周尔鎏的祖父也只是堂兄弟。且周总理为了革命事业操劳奔波，与家里人联系不多，在小侄子15岁之前，两人甚至素未谋面。

　　周尔鎏身世凄惨，尚在襁褓时他的母亲就去世了，父亲虽然健在，但对儿子并不关心，娶了后母之后更是完全将儿子抛之脑后，后来甚至跟随继母搬到了她的老家，而这时周尔鎏甚至不到10岁，没有家人照顾，他只能长期住在学校宿舍。

　　1945年，周尔鎏毕业了，学校宿舍不再是容身之处，他只能去继母的老家寻找父亲，但父亲和继母的关系也已经破裂，周尔鎏彻底无家可归。走投无路之下，他只能碰碰运气，在1946年去到了上海，投奔并不熟悉的“叔叔”周恩来。

　　周总理和这个小侄子虽然并不亲厚，但见到面前面黄肌瘦、孱弱不堪的小男孩时，也不禁心酸不忍。没有太多犹豫，周总理当即决定承担起抚养周尔鎏的责任，但他也清楚地表示，自己要以身作则，并不能给对方带来丰厚的物质生活或者特殊的待遇。

　　周尔鎏也非常懂事，自己选择了一所免费的公立学校继续读书。周总理夫妇对周尔鎏，不仅尽心“养”，关心他的生活所需；而且用心“育”，关注他的品德、人格培养。渐渐地，一开始不太熟悉的叔侄关系越发亲厚，周总理夫妇成了周尔鎏敬重的“七爸”、“七妈”。

　　周总理自己从始至终都坚守着“俭朴”的原则，在侄子的生活花费上当然也不会大手大脚，他经常把自己的一些旧衣服送给侄子，比如旧的军便服、呢绒大衣等，有时候工作人员认为有的衣服很有纪念意义不该送出去，周总理自己却毫不在意，表示收藏没有意义，“物尽其用”才是最大的意义。

　　1954年，周尔鎏大学寒假期间与周总理住在一起，周总理又送了他一件旧衣服，是一件偏黄色的中山装，布料是非常普通的卡其布。衣服虽然旧，但周尔鎏还是非常开心，但由于这件衣服颜色明亮，穿起来显得高调，因此周尔鎏将它送去店里染成了低调的深蓝色。

　　染色之后的这件中山装深受周尔鎏“偏爱”，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其他地方，他都经常穿着这件衣服。周总理夫妇看到染了色的衣服后，神色也没有任何异样，还夸奖了周尔鎏的想法周到。因此，周尔鎏一直没有意识到这件旧衣服有什么特殊之处，直到1976年工作人员找上门。

　　中央的工作人员上门之后，周尔鎏终于知道了这件中山装的珍贵之处，真相也让他后悔不已，原来这件衣服竟然是当初周总理在开国大典上穿的衣服，而此时，这件衣服早已经被他改了颜色，甚至在反复穿着换洗后已经破得打满了补丁。

　　1949年10月1日，在全中国人民心中都是意义重大的一天，新中国、新气象，全国人民都穿上了最好的衣服、怀着激动的心情迎接开国大典，一向朴素的领导们也换上了新衣服，除了一个人——周恩来。

　　开国大典上的周总理，依然穿着一身旧衣服，就是那件偏黄色的卡其布中山装。其实有不少工作人员都提前表示了反对，劝周总理不必这么节俭，在举国欢庆的大日子到来前，可以置办一套新衣服。

　　然而，无论别人怎么劝说，周总理都坚持自己的想法，他表示虽然新中国成立，但百废待兴，国家的经济还是十分困难，应该杜绝不必要的铺张浪费，有多余的财力，更应该用在改善人民生活上。最终，周总理穿着这身中山装参加了开国大典，普通的卡其布料丝毫不损周总理的风度和光彩。

　　周总理的一生，都在用行动贯彻“勤俭节约”，他自始至终，都将人民和国家放在心中首位，大爱无疆、兼济天下，伟人的品质流芳千古，伟人的精神万世长存。